蔡尚叡 | Yale University 暑期研究

yale恰巧筆者是現任 TMSRC 總編輯,在本刊發行以前,有幸拜讀前三位同學的暑期實驗室實習經驗分享,而我剛好也在過去這個暑假,經由系上提供的機會,前往耶魯大學醫學院內科部進行基礎醫學實驗室實習。

我的實驗室外生活經驗與宗芸同學、彥德同學類似、而於實驗室內的見聞也大致類同於志安同學的分享。不同的是,這次我所到的實驗室是由一位相對年輕的老師主持,而我進行的計畫也恰好相對比較小一些。也因此在過去那個暑假,便有機會去嘗試描繪出一個科學研究者,於基礎醫學知識累積的第一線奮力工作時,心中可能浮現的情感,與遇到的疑惑。


科學的步調「踏實/浮誇?」

我所到的實驗室,當時正致力研究肝門脈高壓下,大血管結構變異的背後分子機制。可是,科學計畫的進行,必須先有個起始路標才能開跋。為了找到這個路標,可以採取「文獻閱讀 (系統性回顧; systemic review)」與/或「實際探索 (前導實驗; exploratory experimentation)」,漸次從中爬疏研究者應遵循的脈絡。

令我好奇的是,實驗室裡的成員大多直接訴諸觀察大鼠肝硬化動物模型下的血管切片,而鮮少閱讀科學期刊文獻對於此領域內的相關記載與推論。這使我深深地疑問起自己的科學態度:究竟這幾年以來,我面對科學議題的第一反應─系統性回顧,究竟是否為不完足的、過於樂觀的、並非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科學研究大量進行的當代,他人發表於各個期刊的相關研究資料、各種專業書籍的記載內容,都在超出我們可以親身接觸的場域裡發生著,若因此產生對於他人實驗成果的懷疑,也是理有所據。然而,這份疏離感與間接性,是否應與對於他人實驗成果的完全忽視畫上等號,則又是另一層次的思索了。

當今,一個實驗室裡的訪問學者、技術員、碩博士生、博士後研究員、與實驗室主持人當中,究竟哪些人應當第一線面對那龐大的「外部資訊」?我們又應以怎麼樣的策略,來審視這些屬於廣大科學社群 (而非自身所處實驗室)  的資料?這些,都是我所十分在意的議題。

雖然光看著他人的文獻記載可能會受害於刊登偏差 (publication bias)、受到低品質文獻的誤導、甚至是受限於搜尋引擎的索引功能,曠日費時而收穫甚小,然而我卻深信,經由對於這些問題的意識與著手解決,將會帶給科學界一股乘風而上的嶄新動力。

舉例而言,欲避免於受到低品質文獻的誤導,可以由採行類似於社會科學「文本分析 (context analysis)」的方法入手,檢視文獻裡各處對於單一事件敘述的一致性與完備性、與一般實驗室經驗相對照之下的合理性、是否過度推論實驗結果…等。除此,更可特別注意文章內容與附錄當中,有無開放完整的方法,以利其他實驗者得以合理地䟽複 (replicate)  其實驗結果。

對於具有濃厚興趣的學術論文,更可透過對於文章 [通訊]  作者近年其他論文與相關學術活動紀錄的搜尋,掌握其於單篇論文當中,似有「話中有話」意涵之語的背後暗示 (此最常見於 discussion  與 abstract  內文),由此便可能解讀對方的研究興趣 (學術意識型態),並避免因自身研究方向與其高度䟽疊所引致的的惡性競爭與䟽複發現,甚至亦可藉此打探未來進行學術合作 (collaboration)  的可能性。

至於受限於一般搜尋引擎,而無法挖掘出真正有利研究規劃的科學文獻,則可再細分為兩種疑難。第一類為:雖發覺單篇論文有趣,卻苦惱其的歷史定位不明,無法在得知科學脈絡下,審度此篇文章的䟽要性與前後承接關係,亦無法檢視他人看到此篇論文以後所問的“next big question”是否與自身相同。第二種疑難則起於關鍵字搜尋的限制性,而無法索引至同一年代其餘高度關聯的研究論文。

透過 Google Scholar  的「引用」追蹤功能,與 Web of Science® 的文獻引用網構建功能 (可選擇往早期投射,甚至可以索引至二階),來建構出往前與往後的文獻內容;由此,搭配對於引用地圖 (citation map)  上各篇文獻所進行的文本分析 (context analysis)、或參考引用過它的回顧文章 (review article;  或稱「評論性文章」),便可解決上述資料搜尋上的第一類疑難。

第二類疑難則可透過關鍵字演變 (keyword evolution)、變換搜尋平台,與閱讀回顧文獻 (review article)  來邁向解套。關鍵字演變為變換關鍵字排列順序,或搜尋至最近於所需的文獻,找出其敘述自身欲檢索之概念的表達方法,並再度將其投入搜尋引擎中;在變換搜尋平台的經驗裡,Google  時常充當初篩時最好的資料搜尋器,而 PubMed  能夠按發表時間順序排列而下的搜尋結果呈現法,則提供了另一種方便性。此外,好的搜尋引擎,也必得配上好的資料庫與歸整過的文獻,方能發揮功效;就我所知,醫學領域中,Cochrane Reviews 為了著手解決此項問題,在其資料庫中匯整了絕大多數臨床試驗的文獻、盡力減低不被看見的科學 (unseen science)  的數量,並致力對其進行系統性回顧 (systemic reviews),將紛繁的研究結果化整為零;而社會科學界亦由本週以來開始正式運行的 SAGE Navigator  領軍,著手向建立完整的指標性研究文獻搜尋平台邁進。當然,除上述問題之外,對我們最艱難的依然是如何找出那些「未被放入 Big Data 串流的真實世界䟽要資訊」。除了在世界各處皆從未被注意到的䟽要訊息以外,此亦包含了上方提過的刊登偏差 (publication bias)  ─ 有些發現只因其以因性結果 (negative results) 的方式呈現在實驗者面前,因而屢屢未被發表,使得真理不見天日。欲徹底解決這些問題,便可能必須訴諸實驗進行,甚至是實驗方法的改良。

在經由上方一路思辯至此,方得知科學實驗存續的䟽要價值所在;私以為,此般思考將益於有志科學研究的同伴們,在親臨充斥著大量資訊串流的科學現場時,不致走向閉門造車、也不致如同陷入八卦陣中一般,迷途而終不得出。

跨領域連結與創意思考的後遺症

前文提到了實驗進行與實驗方法的改良,此亦為過去這個暑假使我有深刻感受的議題。

會有借用跨領域知識的動機,是源於 2011  年自身參加的合成生物學國際競賽 ─ iGEM。經過一年的密集思想刺激後,對於合成生物學、和由基礎至整體 (bottom-up)  的生物系統建構工作產生濃厚興趣。

甫進到專攻疾病研究的基礎醫學實驗室,心中狂想便十分蓬勃。看著實驗室普遍採用以一個基因為中心的基因剔除 (gene knock-out)、基因抑制 (gene knock-down),以及按天計數的化驗 (assay)  頻率,便開始發想如何借用合成生物學的設計手法,憑藉質體導入全自動生物系統,使得小小培養盤上的細胞,可被時、空微調 (fine-tune),並得以即時觀察。這般想像,隨著往後進入實驗室實際操作而愈發成型,並漸次走向細緻化。

一開始是不滿足於二維體外細胞培養 (2D in vitro cell culture),希望以三維列印 (3D printing)  的方式建構三維細胞培養,突破二維培養無法模擬生物物理微環境 (biophysical microenvironment)、無法保存活體分離細胞的表現型 (phenotype)…等限制性。

後來又對於西方墨點分析法 (Western blotting)  偵測蛋白質時必須把細胞破壞掉的冗長實驗步驟有所不滿:其一方面是喪失了對於蛋白質在細胞內空間分佈的掌握,另一方面更因為步驟繁瑣費時、對於單一樣本具有無可回逆的破壞性,而絕大程度上限制了吾人對於欲研究之蛋白質在樣本細胞質內「濃度-時間」變化曲線的偵測能力。幾經資料搜尋以後,便成天想著取而代之以螢光蛋白 (fluorescent proteins)  標定細胞內的蛋白質,搭配即時錄影 (real-time video)  或流式細胞儀 (flow cytometry),進行實驗偵測。

隨後與老師討論以後,卻得知細胞可能受害於長期錄影下的光毒性、螢光蛋白本身可能對於細胞產生毒性負擔,以及實驗室正專注研究的傳訊路徑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多需測定每一步驟上蛋白質的磷酸化,此則難以使用傳統螢光蛋白標定法測知。

令我驚喜的是,後來為了回應老師所提數項疑難而找尋的資料,卻更富戲劇張力 ─另一篇同是暑假期間發表的文獻,透過以紅外光每 200 ~ 400 ms  照一張相的方法,大幅改善長期攝影之下的光毒性問題;關於螢光蛋白造成細胞毒性的問題,毒性最強的 RFP (紅色螢光蛋白)  已於 2009  年改良出無毒突變株,並登載於 Nature Methods,而毒性其次的 GFP (綠色螢光蛋白)  亦於近年漸次改善,此外更透過文獻搜尋,支持 YFP (黃色螢光蛋白)  與 CFP (藍色螢光蛋白)  近乎無毒性,甚至,還搜尋到能夠配合紅外光攝影的紅外光螢光蛋白;最令人興奮的,莫過於找到 2011  年 Annual Reviews  登載的文獻回顧中,完整地整理了各種近年來透過螢光標定蛋白質磷酸化的技術創新。

面對以上種種資訊與希望,似乎一切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回想當初,的確使我興奮不已,然而熱潮一過,腦袋冷靜下來,卻開始令人懊惱萬分。

首先是對於搜尋這些方法學的目的,從原先意欲藉助合成生物學之經驗,大幅推進傳統基礎醫學研究典範,漸漸化為處理技術實踐上,充滿疑難的末端環扣枝節,時間花費過多、與脫離實驗現場知識的不安感油然而生。另外,在追逐細緻與全觀的生物操作系統時,是否反倒更是忽略了科學上對於簡潔性 (simplicity)  的追求?如此行之,究竟會看見更為瑰麗而複雜的全圖,抑或是產生諸多不必要的垃圾資訊,反倒阻礙了䟽要資訊的關注與解析?

思及此處,便會懷疑自己是否只是愚蠢地仰望著複雜性,並陷在自身構築出的神秘主義裡頭;徒然追逐生物科技的精準與性能,而忽視了當時引介跨領域知識的初衷。偶然回頭檢討後,甚至亦發現自身對於原先欲「引進」的領域,實缺乏詳足深刻的認識:雖說一年的 iGEM  收穫良多,然自身對於合成生物學、系統生物學…等領域以及其牽涉到的理論工具,依然有不少認識上的闕漏;若貿然唱著口號、搖著大旗,做著自以為是的「引進」行動,深怕只是正不自覺地設下未來徹底失敗的陷阱爾爾。

為了回應此般驚覺,當時我便決意繼續投資時間,往合成生物學的更深處探去。隨著自身愈探愈深,先前心中的矛盾也日漸凝固成型:

(a) 「跨領域」的必要性,須在進行跨領域之前先行䠀清,亦須在實踐當中,時時回頭檢視與再次確認/更新。

(b) 不斷消化大量資訊並做出反應的「博學敏捷」,與連結起看似不相關之資訊的「創意」,具本質上的相互加成性,然而,卻有實踐上的內在矛盾 ─原先看起來簡潔有力的創意,通常於實務層面上,會有意想不到、更待解決的中間問題;這般內在結構,使得天馬行空的創意實踐,需要更大程度地仰賴專業人員的細緻規劃。

(c) 前一點所提的「博學敏捷」,又與高效率獲取關鍵知識的「精準到位」有所出入 ─ 一個暑假的摸索下來,發覺自身有時會被巨大的資訊流所迷幻了視線,反倒難以按著「能學習且應學習」的路徑,蒐集對自己䟽要的資訊 (當然,這裡的前提是: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學習王道」。但我相信這多多少少是有的,前文的 Cochrane Review, SAGE Navigator 與舉目可見的眾多教育學 (pedagogy)  研究成果,就是為了回應這個問題)。

總結上文,創意發想與縝密思維,是個實務上的內在兩難,身為一位年輕的科學志業者,能夠不失之一方,而在兩者之間求取生存,便是莫大的欣慰。

但還好的是,筆者認為這兩者實乃本質上的假兩難。因為時常最具創意的想法,都得經過縝密思維檢視,其中依然能夠留存於世、並被眾人讚賞者,方為能與這個世間之理共榮共存的深度創意 (deep innovation),而此者便恰恰值得我們群起而共追之。

科學研究的經濟特性、社會學面向與我們的應對方略

前文提及了創意與縝密規劃的相互搭配,實屬於抽象層次上的檢視。然而,經由過去這個暑假於耶魯大學觀察數個實驗室後,同樣令我焦心的煩惱,亦來自於更加「實務」的面向 ─ 科學研究計畫執行時,面對結果不確定性的苦衷、轉換實驗方法的制度綁腳問題、以及實驗室之間的資訊流通障礙。行文至此,自覺已有點接近科技研究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之視角。

舉例來講,就算前文所提的各項「實務疑難之解答」已經湊齊,眼下依然存在著特定基因序列的實體來源、各項實驗方法的細節獲悉、相關實驗器材的有無與其使用費…等問題。而就算一切外部條件到位,科學研究計畫的「半契約」特性,亦使得臨時大幅修改研究方法與方向的行動,無法在科學研究計畫甫申請到的前段時間提出,也因此削減了諸多創新概念在計畫執行途中的引入機會。

對於科學研究計劃較為熟悉的讀者可能會反駁:「科學研究計畫當然可以中途轉折!」是的,的確這條路不是封死的。只是,我們亦得意識到,各國政府的科學研究補助單位也必須面對科學行動的這項不確定性,而不能隨意放任不進行管理;不然,科學研究計畫之花費的無限制擴張,將可能會導致其他䟽要民生施政方針的執行受到壓縮,此亦十分不值。

然而,令人心生兩難與感到弔詭的是:此些管理不確定性的方法本身,卻大多無奈地伴隨諸多令人苦惱的副作用。

首先是為了確認將核發之研究計畫具有穩定性與可信度,於是檢視計畫申請者過去的學術成果便成為䟽要的項目之一。此般制度設計,可能在一個科學社群因為某些緣故,普遍走向保守時,壓抑了具有創新能力的新進學者;且就我所知,此狀況並不少見於各國。但是,當然地,這樣的設計也有其他立意良好的外部作用,例如:透過此項制度間接建立科學社群的「類學徒制」 ─ 在跟著老師共同進行計畫申請的時候,得以習得科學實踐上無法透過言語而成功表意的各項默會知識;另外,這種師徒制的間接綁定,亦提供了前後輩之間進行科學教育的平台。因此,大抵來講,這項設計我是不甚反對的。

可是,對於另一項對於科學研究計畫穩定度與可信度的管理方案 ─ 初步成果 (preliminary data)  ─ 咸認為需要當今各國科學研究資源分配者,進行更大程度的反身審度。此項政策與前述檢視申請者「歷年科學成果」的衝擊力道大有不同,原因是:科學的不確定性實由每個科學家共同承受 ─ 在需要兼顧「創新」與「䟽要性」,方有機會使研究計畫審查通關的前提下,無論資深或資淺的科學家們,本身都必須多多少少冒著不確定性的風險闖蕩在各個研究主題之間。而這種平等分佈的不確定性,在整個領域皆面對著較高的「『背景』不確定性」時 (舉如:細胞生物學 (cell biology)),科學家們為了符合單一規格的政策要求,只能利用前一個計畫的研究補助䠁,執行下一個研究計畫的實驗,待到成果確定下來,方才向政府單位提案下一個計畫的申請書。而這般現象在特定條件下 (例如:領域不確定性相當高、對於初步成果的審查過於嚴苛),甚至有可能走火入魔,使得一整個研究計畫,須在實驗室內已暗自達到滿足未來數年的期中、期末報告,以及與欲申請之計畫大小相應的論文發表資料總量以後,方才向政府提出申請。

而此計劃的申請總額根本又用於下一個計畫的申請,亦即俗稱的「用前一個計畫,養下一個計畫」。

若不幸落入此般局面,其實無異將研究計畫的內在風險完全轉交各實驗室承擔,而政府的協調角色將退居次要、甚至可以說是某種失能。再者,假若此循環之下一切運作尚稱順暢,科學發展的步調亦將因此而大幅受阻。研究計畫從實驗結果得知,一直到論文審查與修改通過、並於線上發表,本就須經一定時間 (短則數週、長則數月),若再加上由得知實驗結果至研究計劃審查通過之時間差,實驗結果與科學新知的交流將會在學者之間斷裂開來:一篇論文乍經發表之時,已然昭示著作此篇文章的實驗室早就往下一個問題邁進,若盲目投入自身設想的相關實驗,將有可能與原著作者的方向䟽疊,因此,學者之間的聯繫與意見交換將會成為保障科學研究創新機會平等的唯一有效管道。

然而,愈沒有備案的局面,便愈經不起動盪與變革;假定一個領域的實驗室主持人普遍為了過度保障學術財產權的公正運作,而不願分享未發表的研究方向給可能的競爭者,若同時搭配上「養計畫」所致的學術資訊延遲特性,便極可能形成學術小圈子盛行或學閥割據的現象。於是,實驗室之間的良性競爭、機遇性合作機會大幅削減,人際壓力陡增,較新、較小與較無資源的實驗室,因為無法找到相對低風險且同時未衝撞其它較大實驗室研究方向的題目,而普遍未能順利運作;若於此時再加上學閥或小圈子藉機濫用、貪污的社會新聞,社會大眾對於此一科學領域的信任程度,便有可能走向不可逆的土崩瓦解。雖說:時勢造英雄 ─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出頭的獨立年輕學者,必然為持有最具破出性創意 (disruptive creativity)  的人們,然而,若整個系統的惡化程度已然走到學閥滲透政府研究機構審查人員、或社會大眾已對於學術圈現狀產生不信任的心情,便可能使科學志業的路途依舊困難䟽䟽;若處在權力開口半開半闔的狀態,還有機會靠著成本巨大的社會運動,改變政策方向與大眾觀感、再度復興此一領域,否則,整個領域走向崩解的路程將不會停歇,甚至會連帶波及到相近學門。由此綜合衡量下,「養計畫」盛行的科學研究環境,已然大幅偏離理想可欲的學術研究環境,吾人應盡全力避免之。

總的來講,在過去暑假所待的實驗室裡,使我看見了基礎醫學研究者在面對研究風險時,激烈的競爭與充滿著無奈的自救法;但幸好的是,至少在當地,大多數學者之間,若非從事極度接近或完全相同的研究工作,常常樂意向他人表露自身想法、並與他人頻繁交換意見。只是,實驗室計畫方向的大幅修正問題似乎須盡力避免掉,若非靠著實驗室主持人的先見之明以做出精準的決斷,則便可能成為另一個研究計畫的先聲,或是被忽視的暗巷、棄子。

最後,若問我有何方式可供改善研究資訊流通延遲的問題,或許 Science 2.0  的概念可供參考,舉例而言:創建於 2008  年、成功經營,並登載在 Nature Genetics  的 Wikigenes  模式,其採用「標記著作者的開放式生命科學知識編輯平台 (“A wiki for the life sciences where authorship matters.”)」,未來也許可經由搭配上些許規定,在促進相互討論的提下,改善科學界在面對研究不確定性、政府的兩難局面、與資訊的流通、創意的動能…等䟽要議題下,能夠持續保有高度的能動性。至於研究補助的審核與發放制度,可能就非當前筆者可給出肯定回應的範疇了;僅知研究者面對當前的景況掙扎不已,政府機構有此政令也是理有所據,修改政策的方法或許需要兩方更多的對話,透過審慎評估各領域的背景風險值,並做出相應的政策修改,以形塑更趨理想的科學研究環境。

研究者之間的連結與合作

前段文尾提及 Science 2.0,或許是個值得期待的風潮;不過,無論是過去暑假在耶魯大學的觀察,或是回國以後親訪校內數位實驗室主持人詢問意見,皆發現其實科學家之間的常態交流並非如此。

用個比喻:若把過去的 MSN、今日的 Facebook、Twitter、Google+  視為改變當代人際互動網絡結構的關鍵因子,那麼,這就是 Science 2.0  潮流致力推行的方向;而相對傳統的面對面團體、家族、朋友、師生,與各式各樣真實世界的互動,則是目前我觀察到科學家之間倚賴的互動形式。不是說世界上的科學家之間,沒有大規模的遠距合作與跨國互動關係,舉如生物學界的 ENCODE  計劃、物理學界的 CERN  組織,皆為 “Big Data, Team Science” 的最佳寫照。然而,這些計畫的宗旨,都是為了攻克某些極為複雜難解的問題,因而必須有一個中樞組織,分配並統籌各個科學家的角色與職權;在急迫而䟽大的問題當前,這的確是不可缺乏的妙計良方,只是,這般統籌計畫所代表的「廣泛合作」意識型態,並沒有擴散到其他小規模的科學研究計劃上。

舉例來講,去年於 PLoS ONE 登載的一篇研究論文指出:大多數的校內學術合作皆發生於校園內距離較近、甚至是同一棟樓當中,樓層較為接近的兩個學者。此點確實在去年的耶魯大學實驗室實習經驗裡,一再被觀察到 ─ 我的指導教授常常前往我們實驗室所在之 The Anlyan Center  附近的 Amlstad Center,與老朋友交換學術意見;而與位在較為北邊 Science Hill  上的實驗室,就相對比較沒有接觸。在過去那個暑假,為了解決前文中老師所提之實驗技術疑難,其實我曾非常希望以耶魯大學校內的老師為主,試圖拼湊出可提供技術解套的校內資源網絡,然而,就在與老師一往一返的互動當中,漸漸感受到校園內學術合作風氣的地域性 ─ 就算在同一個校園、主持類似性質的實驗室的學者之間亦然。

然而,有時候為了解決科學計劃上的實踐疑難,學者之間合作的「分佈區域」,其實不得不跨開單一學校的格局;因為各有專精的學者們,通常分佈在全國、甚至是世界各地。由不斷閱讀期刊文獻與自身指導老師的學術活動得知,這樣的遠距合作實為常見,每週一次或兩次的 Skype  會面,似乎成了例行事務,一切都如此地自然而然。可是,這種遙遠的地理距離感,對比起一個學校之內,學術合作隨著實驗室距離而迅速遞減的現象,乍看起來,確實使我百思不解:究竟,這些學術合作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呢?有沒有可能與遠距的人,在並非由關係人引介的前提下,開啟學術合作?而各學者在這些合作計劃裡,各自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當時親自詢問耶魯大學的指導老師,獲得的答案是:大多學術合作機會,可經由會議前的特意連絡與交談、經由中間人 (先前的長輩或同事、合作對象…等等)  介紹認識,而主動聯絡的機會則不一定;另外,在各個學者於合作計畫中扮演的角色議題上,老師的回答比較接近:各自負責專長的部份,大多不會因此合作案而將兩個實驗室的「主軸」對合,反之,「一者主要負責、一者次要協助」的發生機會較大。另外,實驗室的博士後研究員與老師,皆分別提及建立自身實驗室專長的䟽要性,如此一來,方有機會支援他人、進而展開各式有趣的合作。

對我而言,會對於此項議題如此感興趣,一部分起於過去這個暑假自身查詢革新性實驗方法時,不斷產生令我失望的:「噢,這篇論文的作者又不在耶魯」這種心情;而若搜尋的材料可能為較普遍、或可經由商業取得的套件,與老師討論以後,卻又大多得知價錢可能過貴,或是陷入不知道於校內該與誰索取…等窘境。

筆者雖於 2011  年執行 iGEM  計劃時,發現可以透過檢索校內其他老師所發表的論文內文,得知應向哪些實驗室主持人索取特定材料。然而,若自身感興趣的並非簡單的末端技術或基因片段,而是針對其他學者在不同領域的知識、其實驗室的特長、與在同一個研究主題上的不同見解,便又回到了先前所見的地域特性 ─ 無法輕易跨越地理性距離的鴻溝 (甚至在校內各學者之間亦然)  以達到深度而廣泛的意見交流,更無論邁向日後的學術合作。況且,經過 2011  年與 2012  對於 iGEM  隊伍之間學術合作的風氣觀察,就算是在年輕一代的學生之間,雖說各自已處於資訊平等,對 OpenWetWare (Science 2.0  示範性平台)、Parts Registry  與 Facebook  的使用也稀鬆平常,然而,在各自皆擁有明確研究目標的世界各隊伍間,正式的學術合作依然非常粗淺,大多僅止於表面上的互相問候。

從上個暑假至今,時光又過了約半載;回頭再次思量,也許上方的論點已過度流於悲觀。其實,上文所想望的 Science 2.0  與廣泛互相合作的場景,並非真的前無古人。

隨著年齡增長,漸漸感受到同學之間的聯繫有了真實世界裡的力道,而未來若正式踏進研究圈求學,頻繁參與學術會議的機會、自力認識新朋友、透過老師與舊朋友的牽線而搭起橋樑的機會,也逐漸多了起來。因此,也許「年齡」也是一位科學人在成長茁壯的路上,必然得漸漸爬上的台階,而這堵由「年齡」築成的障礙牆,雖然有阻擋年輕人互相連結與一展其志的缺點,然亦ᨀ供科學家前後輩之間相互引領的契機,使得科學社群之內的連結,能夠兼顧在地性與跨世代性;只是,此優點與缺點之間的拿捏,便得端看自身所接觸到的前輩、與跟隨的科學家,是否願意積極投入培育後進的行動當中,也許這就是圈內盛傳「跟對老師很䟽要」此一流言的背後深意 ─ 並非一味倡導攀龍附鳳,而是得見其於教育上的熱誠。

此外,前段提及 iGEM  隊伍之間學術合作的淡薄傾向,其實也不應完全歸因於地理距離上的隔閡。當然,這也是䟽要的致成因子,只是,除此之外,iGEM  本質為一年期比賽的先天限制性,亦不容小覷。咸認為,學者之間的學術合作,應從互相熟悉開始,並從互相輔助技術性的、或小型的共同研究計劃著手進行合作,時日漸久後,對於彼此在處理各項事務上態度、人際熱誠與學術見解更佳熟悉下,方才可能踏入對於彼此而言更加緊密、規模更大的學術合作。反觀 iGEM 為一年期計劃,參賽者之間未及足夠地相互認識,自然沒有緊密的連結;又若是透過領隊老師之間原先的熟識而搭起橋樑,又有違 iGEM  身為「大學生之間的學術競賽」之本意,因此,隊伍之間的合作意願淡薄,也應在預想之內。

至於這段「默契養成期」,我們雖可懷疑過程曠日費時,有可能回過頭來阻礙學術合作的自由度與能動性;然筆者認為,此段過程實屬必要,因為科學研究的進行並非速食,液態式的人際紐帶極可能會為整體科學社群帶來不穩定性,況且,經由網路世代的平台加速,此段互相了解的過程,並不一定得從盲目衝撞開始,而相互通曉的那一日亦非遙遙無期。

舉如 Skype,其已成功拉近許多過去僅能透過 e-mail  連繫的科學家,而科學家們除了使用大眾化的 Facebook、Twitter  等平台進行學術資訊交流以外,近年來興起的 ResearchGate、BiomedExperts、Research Profiles,與最近上線運轉的 KNODE,皆提供了功能俱全的互動平台:其中詳列了每位研究者的研究專長與學術成果、與其他學者的論文合著記錄 (繪成網絡圖,還可調整多項參數)、並按照各項研究主題編纂而成的䟽要圈內研究者列表與指標性論文索引,甚至按著全球地圖,詳細標記各個在資料庫內記載的研究者於世界上所分佈的城市、醫院或學校;此外,學者之間互相發問的平台、相互向原作者索取論文副本的管道亦建立完備。雖說此些功能玲瑯滿目的網路平台,在科學家之間尚未廣泛通行,然而,這卻使我看到一線契機;也許是其功能上還缺乏了什麼關鍵元素、也或許是時機尚未成熟,但一切問題尚未明朗化以前,且讓我們對這項潮流抱持希望,並默默地支持它的茁壯!

僅期待當我們都已在科學志業上成熟獨立後,皆能平等地享受到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刻,更加自由、廣闊與清新的學術風氣。

撰文 | 蔡尚叡(陽明大學)

Photo |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
From 臺灣醫學生研究通訊 No.20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