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雅琪學姊專訪

hoyc目前攻讀約翰霍普金斯博士的何雅琦學姐娓娓道來博班生涯是如何幫助她實踐年少時心中的大夢。

簡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
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杜克大學及耶魯大學醫院見習醫師
台大內科住院醫師
台大感染科總醫師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感染科主治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細胞暨分子醫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發掘興趣,勇敢追求

由於高中在中研院生物培訓計畫訓練兩年,我踏入醫學系就是因為想做研究。剛開始對研究方向迷惘的時候,我在醫學系基礎課程中,每一門課都全力以赴,讀原文書。如果有一個科目準備起來越念越有趣,越讀越深,因為好奇想往下讀,而不是為了考試而讀,成績也有不錯的表現,大致就是值得深入的方向,比如我的微生物學。和成大微生物所幾位老師談過以後,我發現何漣漪老師不但在課堂上是個好老師,研究的方向(創傷弧菌的致病機轉)也讓我很心動,於是加入何老師的實驗室做暑期研究。一旦決定要開始,就要做到最好,心無旁鶩。二十歲到三十歲的人生黃金時期,就是要累,要吃苦,挑戰自己的極限,等到五十歲時回頭看自己,才會不枉此生。包括中元節半夜十二點一個人在動物中心幫老鼠打藥,實驗做到三更半夜,發現自己反而因為實驗結果而興奮,不覺得累,讓我確定我對基礎研究的志向。

進入臨床以後,我到每一科見習實習,都當作我可能會走這一科,這樣才能深入了解每一科後,探索自己的興趣所在。由於我在成大見習第一站就是內科,大五去耶魯大學腫瘤科見習一個月,大六去杜克大學胸腔科,心臟科,神經科,急診科見習三個月,開始愛上臨床醫學,立志走內科。住院醫師第一年就遇到SARS,就在大家驚慌失措的時候,我可以很驕傲的告訴別人,我是第一線照顧病人,鼓勵病人的小醫師,每天追著新發表的文獻看要怎樣處理這樣一個未知的疾病,而且我親手照顧的病人好好的出院了。當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還能熱誠的勇往直前,讓我發現我對臨床工作的熱愛並不亞於基礎研究。同時我遇到一位很好的典範-台大感染科的洪健清醫師。他不但是病人口中的好醫師,住院醫師口中的好老師,同時他做了許多前瞻性的研究,並帶領我探討並發表了愛滋病人弓漿蟲感染的疾病表現,讓我了解怎樣從照顧病人的過程中找出重要的問題,如何設計醫學研究來解決這些問題,也確立了我對感染科的志向。

為了在感染科訓練的兩年有最紮實的研究訓練,我進入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在臨床研究方面,在台大感染科張上淳教授的指導下,面對當時可能襲台的新型流感,我參與了國科會五年整合型流感研究計畫(助理研究員),一個疾管局流感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整個研究設計,計畫撰寫,執行到發表的過程,讓我對流感病毒與研究設計有更深入的訓練。基礎研究部分,在台大微生物所王維恭教授的指導下,我們試著回答一個問題:很多病人有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菌血症,究竟治療要以甚麼為標準?我們建立並發表了一個Real-time PCR assay,並發現細菌的DNA copy number對預後與病程有很大的影響。王維恭教授本身也是台大醫學系畢業,哈佛大學博士,回台完成感染科訓練,兼具看臨床問題的眼界與基礎研究的底子,讓我學習如何由基礎醫學的方法解決臨床的問題。這兩年的確過得相當紮實:我早上八點到晚上七點在醫院看病人,晚上七點做實驗到凌晨兩點,遇到碩士班分子生物學期中考和內科專科考試近乎撞期,國科會計畫截止日、分子生物學期末考與感染科年會口頭報告在同一天,同時還要完成GRE的準備與考試。半夜兩點騎著摩托車回家卻仍樂此不疲,確立了我對醫學研究的熱情。

在我大六的時候,我把留學考試都考好了,國外老師的研究領域看了一遍又一遍,幾乎就要申請出國念書了。然而,當時我發現自己只是單純的想要出國,卻不是很清楚到底想做甚麼,而且當時對內科的喜愛非常強烈,決定當完住院醫師再考慮是否出國。經過住院醫師訓練,找到了自己最喜歡的感染症,也有了一些研究經驗,對於出國念博士班的渴望更為篤定,目標也更明確-以基礎醫學的方法解決感染症的問題,尤其是病毒感染的部分,受到SARS 和HIV 的影響,我申請學校都以病毒學為方向。當到主治醫師還出國念書,回國的時候學弟妹都變成頂頭上司,在台灣的家人生病住院自己卻在遙遠的美國心急如焚,出國讀書學校給的獎學金遠不及台灣行醫所得。為什麼還要出國念書呢?心裡總是有那個聲音呼喚著,對基礎醫學研究的熱誠,如果三十歲之前不給自己一個機會,等我四十歲還想出國深造就沒那麼容易了。雖然看病人有很立即的成就感,但如果我三十歲到六十歲都在看病人,而我這輩子沒辦法好好讓自己享受基礎醫學研究的樂趣,我會後悔我沒有給自己一個機會去看看不一樣的世界,追求十年來的夢想。感謝家人的支持和師長前輩們的協助,我來到了美國。

Opportunity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

從大一我就想出國念書了。大一大二去科見上了四個月的英文密集班訓練英文能力,大三大四念好基礎課程,大四暑期研究,大五去耶魯大學,大六去杜克大學開拓眼界,住院醫師第三年在加護病房值班一整晚後還去台大校總區上生物技術學程,住院醫師第四第五年考完所有留學考試,完成碩士班,申請教育部留學獎學金,爭取年會口頭報告,出國論文發表的機會。我博士班申請上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杜克大學,康乃爾大學,是因為我的學業成績(醫學系第一名畢業,國家衛生研究院臨床醫師攻讀臨床與基礎醫學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獎助),臨床的努力(台大內科連續三年優秀住院醫師獎,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最佳住院醫師獎,台大醫院教學優異獎),研究成果(三篇第一作者發表於知名期刊,一篇國外年會海報,三次國內年會口頭報告,一份國科會計畫,一份疾管局計畫)與獲獎紀錄(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暑期研究獎,教育部留學獎學金,斐陶斐榮譽會員,杜聰明博士獎學金)。這些是爭取而來,平常就要多留意有甚麼相關資源多問多利用,提早準備,而且是備極辛苦的努力才得以完成。

研究的路上,最重要的是熱誠與時間。當自己被五六個工作壓得喘不過氣的時候,興趣是唯一的動力。但要追求自己的夢想,要能夠正確評估自己的能力的極限,列出現階段各項工作的優先順序,妥善運用有限的時間,設定可以達成的短程中程長程目標,一一達成。在醫學生的階段雖然也有參加國樂社台灣區音樂比賽,擔任系學會副會長,但我仍以學業為第一優先,住院醫師時我以看病人為第一優先,研究只在我下課或下班以後,利用夜間與假日進行,畢竟學業與照顧病人是能力養成最紮實的訓練,對自己的專業有足夠的基礎,才能在申請學校或面對問題時顯現出實力。在這樣上課,做實驗,臨床工作,留學考試蠟燭多頭燒的時候,我規畫出每天可以用的時間,設定日期,比如以國外年會論文投稿截止日做為實驗的短期目標,妥善安排留學考試與獎學金申請的準備時間,才能在每一項工作都有好的成果。最糟的情形是學業沒有顧好,留學考試沒考好,實驗又沒做完,這表示對自己的能力評估有誤。比如果第一次考GRE時,錯估自己英文程度,成績不盡理想,於是我在考場放棄資格以免留下紀錄。我修正我的準備方式和時間安排,一年後拿了字彙740,計量800的高分。

訓練思考的課程

雖然我才在碩士班剛修完分子生物學,來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還是相當手足無措。分子生物學回家作業發下來,一張gel,請判讀結果。手上拿著三本分子生物學教課書,網路上開著Pubmed和Google,剛和同學討論完(老師鼓勵討論),就是沒有答案。這裡的作業與考題不是問我們念了多少書,而是如何設計實驗解決問題,看到實驗結果如何分析。絞盡腦汁想了老半天擠出來的答案,過了兩個月真正的答案出來了-原來老師把他發到Nature尚未登出的實驗結果拿來當我們的作業!想想我大二修細胞生物學,大三修免疫學,一路到主治醫師才出國,十年前所學早就過時了也忘記了。然而,重回教室讓我再度享受基礎醫學的快樂-不再問這對病人有甚麼幫助,而是問為什麼,怎麼做。認真學習還是讓我這個老學生拿了兩年的straight A,證明雖然年紀長了再出國念書,腦袋裡還是有剩下一些可以思考的細胞。博士班資格考試,除了典型的實驗設計題以外,口試老師問了一題:1980年代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證明human genome在人的一生中是會改變的,請描述這篇文章。

當場我愣了一下,但想到了免疫學上的Susumu Tonegawa (1987諾貝爾獎)的VDJ recombination的文章並畫出他的經典Figure 1,讓口試老師開心的寫信給我的指導教授稱讚了一番。VDJ recombination十年前就學過了,但老師這樣問問題果然不是死記就可以應付的。

訓練思考的實驗室

選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不但是因為它是連續二十年US News評比美國排名第一的醫院,更因為Robert Siliciano教授。他是首先發現愛滋病毒會在人體潛伏的三個科學家之一,是愛滋病毒潛伏(HIV latent reservoir)研究的始祖。他本身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MD/PhD program畢業,同時是現任MD/PhD program director,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investigator,擅長用基礎的方法解決臨床的問題,研究的方向又是我有興趣的愛滋病毒,實在是我夢寐以求的實驗室。 進入他的實驗室更發現,他給博士班學生的訓練猶如像博士後研究員的訓練:第一,他不曾明確的給我一個研究主題。我向他要了三個月的研究方向,他從沒給過我答案,而要我自己想。只要在HIV latency的範圍內,我們實驗室無限的經費,只要我能說服他我的假說值得嘗試,我就可以照我的計畫去做。聽起來真的太理想了,我的所有心思都在尋找甚麼是新的重要的問題,完全不需考慮經費,只要想法夠新且有意義,都可以任我去做。

這是我的第一個震撼:研究主題完全取決於好奇心,如2009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也是我們的分子生物學老師Carol Greider所說,重要的科學發現,大多是出自於對科學的好奇,不要在意是否直接有臨床意義,或是可以發在幾分的雜誌。可是實際上在愛滋病毒這個競爭激烈的領域,稍做文獻閱讀就可以知道,能做的重要研究幾乎都被做過了,剩下的不是做不出來,就是不重要。要自己想出一個自己能做的主題實在不容易。好不容易想到一個用Cre/Lox做HIV latency reporter,發現我的指導教授的第二個特點:他從來不催實驗結果,實驗進度由學生自己訂,實驗不管成功不成功,他都會挑出最小最小的優點大大的稱讚。這下實驗的成功與速度完全由自己決定,我在感恩節耶誕新年假期全力衝刺整天做實驗,但是過了半年仍沒有結果。

和他討論以後,他還是本著老師鼓勵學生的角度鼓勵我繼續做,直到一年後我找了所有方法證明這個實驗不會成功。等我說服他我要放棄這個實驗,他還是很正向的順著我的意願說:我放棄這個實驗是個很好的決定,他支持我。

我的第二個震撼是:實驗的成敗自己負責,不要輕易放棄,但要學會甚麼時候放棄。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博士班要念六年,怎樣才可以四年五年就畢業,事實上我花了一年努力的做了一個沒有結果的實驗,是不是就浪費了一年呢?答案是,這一年是非常難得的經驗,可以讓我未來的三十年更順利。有一天當我自己擁有一個實驗室,自己要決定方向時,這一年的訓練讓我學到怎樣獨立的評估自己的研究計畫,並不是二十四小時都在拼實驗就會有結果,而是要能學會要在那一點學會放棄。我們實驗室有約翰霍普金斯的感染科醫師在我們實驗室做兩年的研究訓練,可是受限於兩年的時間限制,他們都挑立即速成的研究主題,無法享受到由好奇心出發去設計實驗的訓練,無限的探索對科學的好奇心是博士班學生獨享的(privilege)。

第三個特點就是,他對於不熟悉的領域會直接說他不懂,讓我去找專家學習,鼓勵我找人討論。基本的實驗trouble shooting本來就是靠自己做了,他會看我的raw data,但實驗小技巧的部分本來就是自己問高年級的研究生,他只會告訴我大方向,但不會告訴我下一步要怎麼做。這個實驗室沒有博士後研究員,全部就是十三個博士班研究生,但就是可以發出Nature Medicin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這樣的文章,因為老師提供了一個鼓勵討論的環境,實驗室隨時可以聽到大家在討論實驗,訓練我獨力解決問題,多和別人討論。我曾經在老師每天早晚幫我看實驗結果的實驗室rotation,那樣實驗進展確實會比較快,可是太依賴老師,畢業以後比較沒辦法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目前很慶幸想到了一個研究愛滋病人latent reservoir的計畫,我的指導教授也認為相當重要可行,這個計劃受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賞識,提名我角逐2011年Howard Hughes Institute國際學生獎學金,希望不久以後可以有進一步的成果。

結語

我自認沒有別人聰明,但我比別人努力。我的夢想很遙遠,可是我很早準備,一步一步累積實力,勇於挑戰自己。台灣的醫學生都是相當優秀的,只要記得,我們不是在和自己的同儕比誰走了那一個熱門的專科,誰發了哪一篇點數高的文章,而是我們站出去,不論研究成果或科學態度,可以和世界上的醫學生與科學家平起平坐,才是我們要努力的。

撰文|何雅琦
邀稿|蘇俊翰(臺灣大學)

From 臺灣醫學生研究通訊 No.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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